与国王、王室成员及其家族的通信有关的信息。

(13) 有学者提出，给付行政的发展，使得行政组织承担着多元化的行政任务。(22) 朱芒：《行政程序中正当化装置的基本构成——关于日本行政程序法中意见陈述程序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

(19) 刘飞宇、黄若谷：《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中的护送义务》，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10.在实体裁判标准的设定上，要处理好合法性价值与法的稳定性等其他价值的关系。行政法学研究也改变过去过分关注结论的不足，加强了一手数据、运行效果分析之后的论证研究。以行政行为形式论为主，强调以行政权及其行使的法效果为核心构建行政法理论体系，注重行政行为的单一完整性及静态的逻辑理念及其展开的传统行政法学方法论在客观上束缚了行政规划的研究，因为其涵盖事务范围之广，法律控制之弱，裁量性之强，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行政规划关涉公共性和法政策的程度更深，故行政规划需要吸收行政过程论和行政法律关系论的合理内核，实现与传统的合理整合。(15) 杨建顺：《论城市创新中的市民参与》，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

(31) 何海波：《论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机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2]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都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国家元首，这是政治和法律理论的普遍共识。

第二，这两种体制在理论上都倾向于实行集体元首制，或者说在宪法中都不明确承认单一元首制。这两种可能性，同一性和代表，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只是政治统一体的具体构成过程中的两个相反的参照点。[6]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宪法制定时，对于行政权集中于一人还是分散给多人存在争议，对于建立集权的一人总统制，很多制宪代表诚惶诚恐，他们立刻想到了刚刚摆脱的英王统治。

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国家元首问题,八二宪法虽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但仍未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而且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的四类职权，仅保留前两类，即提名权和发布权。军委决定的事项，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时任部长）签署，国防部事实上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外的名义。

另外，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国家机构体系通过最高国务会议而被毛泽东的人格所统合。[29]如果借用韦伯的分类概念，可以说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是卡里斯玛与官僚制的结合。元首制问题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席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将卡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转化为宪法体制上的国家元首，以及在宪法体制上政体类型的法权安排。

[51]在以人民主权（同一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中，国家元首是代表原则的宪制肉身，是共和政体所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1957年4月30日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根据五四宪法第27条、第40至43条的规定，国家主席享有四类职权：第一，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名国务院总理人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全国人大根据主席的提名做出决定，这是一项实质性的人事权。

同时，不论常务委员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都没有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40]卡里斯玛逝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李济深建议把国家的元首改为国家的最高代表，但刘少奇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参见马克思·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9-20。

另参见黄钟：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1949年体制试图建立一种取消个人元首制的委员会制，但又未能贯彻到底，还是为革命领袖留下权力空间：一方面，毛泽东虽然具有四个主席身份，但都是委员会制下的主席身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制下主席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制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参见强世功，见前注[7],页26。当时对于是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存在很大争议，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第一，建议设立国家主席并作为国家元首。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也就是说，最高国务会议的安排，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毛泽东个人角色的安排。

但另一方面,1949年体制又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领导委员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主席又在委员会之上。最高国务会议的设计与毛泽东的个人人格具有直接的联系。

宪法危机 中国宪法的不断更迭饱受诟病，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八二宪法，一百多年来十几部宪法或宪法草案你方唱罢我登场。[2]在君主制之后，任何共和政体都需要人为制造出宪法上的新君主，也就是国家元首，但在不同的共和政体类型中新君主又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25]更为重要的是，最高国务会议是专属于国家主席个人的权力机制，其他人没有法定的召集或提议权。因此，国家元首问题是贯穿历次宪法危机的主线，需要历史主义的梳理和规范主义的分析。

[35]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但有了这一条，伤害了整个宪法的精神，恐怕还是不写好。[33]这段讲话或许可以给二元政体结构的实际运作做一个注脚。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34]195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印发《工作方法60条（草案）》，其中第60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而且最高国务会议通常在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召开之前召开，讨论这两个会议的议程和人事安排等事项。

这种相对分权的政权组织结构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如何安放原来四位一体的毛泽东主席？谁是国家元首？由此引出了五四宪法中独特的国家主席制度。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布。

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作这样的规定，主要的考虑是：当今世界，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在宪法中对此留有空间。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关于中国历部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识别，参见邹奕：论我国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认定——基于认定方法的检讨,《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43]比如1983年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李先念任国家主席、胡耀邦任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杨尚昆任国家主席、赵紫阳任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这样的分权体制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三个人就会彼此争雄，直到一个人主宰另外两个人为止。

这一问题既涉及到中国特殊的革命遗产，同时也涉及到政体类型学中的国家元首问题，特别是后革命时代共和政体中的国家元首问题，即如何将革命领袖转化为国家元首。[26] 国家主席的四类职权，特别是武装力量统帅权和最高国务会议召集权，确保了在1954年体制下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仍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延续甚至超越了1949年体制。

国家元首问题是贯穿历次宪法危机的主线，需要历史主义的梳理和规范主义的分析。当然，这三种都是纯粹的类型，真实历史中的支配形态乃是这些纯粹类型的混合或变形。

五四宪法制定时，新中国刚刚从战争状态进入到日常状态，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但革命仍在继续中，这主要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上。[44]1989年6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首先在党内实现了权力的集中。